李安: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 而是内心的一种解析

李安: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 而是内心的一种解析李安(图源澎湃)

  本文转载自澎湃 记者王诤

  8月25日上午,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“电影大师班”正式开讲,导演李安成为首位讲者,主题为“东方表达与数字技术”。受疫情影响,现居纽约的李安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出现在众人面前,接受了 “大师班”北京现场的主持人提问。《喊·山》的导演杨子、《春江水暖》的导演顾晓刚,作为从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走出的青年导演代表,也参与了此次访问。

  以下口述根据李安的回答整理而成。

  在东西方文化间,“我们现在应该蛮有机会”

  我大概在拍摄前五年看了《卧虎藏龙》这个小说,其中玉娇龙的角色非常吸引我,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。李慕白很像我,俞秀莲很像我太太,玉娇龙很像我心里面想却不敢做的事情。我不想做小说的翻译,那本身不太有意思,而且注定不会很成功——你怎么拍,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文字好。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有那么长的篇幅,电影只有两个钟头,影像非常直观,所以电影不要做太大,而要精准地打造某一种感受,在结尾时让大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,不能用笔墨形容。我通常都是从后面往前面铺叙,为了达到那种效果,我需要铺叙什么东西、丢弃什么东西。我不太注重小说细节,大部分改编的小说我只看一遍,我怕再看下去我会进入小说里。在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:你可以忠于一个小说,拍一个烂电影;或者毁掉一个小说,拍一个好电影。

  所谓人性中最让我着迷的,最想表达的可能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:你想做到最好,然后情况不太允许,这个冲击来了,那个冲击来了,还有你心里面两个冲击搞不定的时候,你怎么样去努力?然后还是搞不定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动人,真情流露的时候最动人,我最喜欢。(未来如果)再拍武侠片,我希望能够呈现新的东西出来,可以更写意、更抽象一点。

  在我的生命里,在台湾我是外省人,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,不止我一个人,所有人都受到中西文化、现在过去很多的冲击,我们人就是一个混杂的东西。老实讲,我的电影越拍越困惑。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,而是我内心的一种解析,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、表达,而不是一种陈述,并不是说人生该怎么样,而是把这些东西诚恳地表达出来。

  我个人的感觉是东方尤其是东亚,是一个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:敬畏天地,尊重团体。人是非常渺小的,一个社会团体是非常壮大的,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去体会,怎么去生存,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。东方非常讲意境,在有意无意之间有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。你看我们的东方绘画,人都很小,天地山水非常大,里面留白非常多。西方可能和他们游牧民族(的历史)有关,征服性、侵略性比较强。个人决定怎样改变世界,这个东西非常强,尤其是美国的电影,把个人的意志放得靠前。

  中国文化长时间处于父系社会,当然现在有改变,至少在我的成长里面还是非常父系社会,父亲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,父亲要扮演好他的角色,不光是很霸气的,他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,我常常会用父亲来表达社会的一些东西,里面有一些文化的特色、社会心态。拍完“父亲三部曲”(《推手》《喜宴》《饮食男女》),自己该讲的故事都讲完了,我后面还在用父亲的元素。

  拍电影时,我们(东方人)会吃一点亏,因为故事好看嘛。现在就是要把我们习惯的东西、我们的强项,比如意境、似有似无的结构,还有崇敬天地的感觉发挥出来。我们现在应该蛮有机会。我不会有一个计划说这十年要做什么、下一步要做什么,当我对一个题材感兴趣时,它就是那时我最关心的人生议题,还有我对社会观察的印象,所有内心的东西,都在题材上自然表达出来。

  东方表达与数字技术如何融合?

  讲融合有一点沉重,表达不管怎么样讲,数码也好,胶片也好,它就是一种媒介,你怎么表达你内心的景观,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,这才是重要的。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,我对科技一点都不熟,电话我只会打出去,其它的什么都不会。我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,数码也好,新科技也好,对我来讲没有很大的关系。

  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是我突然想拍的。在哲学思考上我不知道怎么样突破,需要另外一个空间,所以我想用多加一个视角,来突破我想表达的这个题材。那是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,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。拍到一半时,我发现很糟糕,因为我知道的东西、我依靠的媒体,等于是我的信仰,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,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。这个电影正好又难度很大,水、小孩、老虎……所有都是我不熟悉的。其实我和“少年派”没有什么差别,(好像)和一只老虎在小舟上,在太平洋上漂流,就是那种很恐惧的感觉。

  我发现我所有看的东西都不对劲,我相信的东西都在幻灭中,我等于是在大海里面要找一个岛,必须要创新,必须要和这个科技达成一个协调,我必须要用它和观众沟通,把破灭的东西组合起来,让它(影像与故事)能够存在。所以,在这上面,我开始了新的探索,进入了新的空间。你知道3D和数码,我现在发现人类的眼睛在脑袋里面解析这些影像的时候,其实心理活动是不太一样的——我们的脑筋是在过去,是在一个西方建立的电影世界,是在胶片平面的那个表达上,这是我们熟悉的、所依靠的东西,好像一个信仰一样,大家共通了语言。突然之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,所以我等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,我到现在还是,这10年间我又拍了两部电影(《比利·林恩的中场战事》、《双子杀手》),我后面还有计划,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。

   

  我和你们一样非常困惑,只是我比你们经验多一点,至少我知道电影这个东西必须要靠媒体(介质)才能够把你内心抽象世界将心比心地传达给观众,不管你是用绘画、文字、胶片、数码,还是立体的、平面的,你用雕塑也好,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,你什么样的表达,(媒体介质)都是你的依靠,你必须要和它产生一个很熟悉的依存关系,这样你才能表达。

  在数码电影里,我觉得(影像质感)需要看得比较真切,你给观众的信息要丰厚一点。(这涉及到电影语言的变化),观众的脑子需求的信息比较高,我们所有的拍摄方式,还有我们准备的材料,都需要比较丰厚一些。之于演员的表演,当然也会受到影响。拍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时,我发现3D影像和2D的演员表演看起来不一样,我非常困惑。3D电影中,演员表演不能那么夸张,不能那么平面地演,它的立体感要用灯光、摄影、化妆各种方式表达出来。他的表演方式必须更精致,更含蓄,他内心的层次要更丰富。还有他在无意识状态里面透露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,摄影师也会捕捉下来,所以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非常高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,我常常希望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,好的东西能够发扬。

  2D影片大家已经做得非常好看,人类有过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电影,胶片电影,这本身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艺术。数码、3D我们还在起步,它本身还站不稳,还在一个婴儿阶段。电影工业的确是一个固定的形态,要创新非常的困难,阻力非常大,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事情为什么不这样做,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原因,你要和整个工业界去斗争,一个人是扭不过机器的,所以有时候吃了很多暗亏,很多血泪往肚子里装,很难和人家讲为什么走不通,为什么会拍摄变成那个样子,有时候不光是媒体上面,不光是艺术和科技的问题,其实是你要和整个工业界、观影文化去斗争,非常困难。

  我希望在电影表达上能够更自由。就像我刚才讲的,过去的(电影形式、形制)已经不太够应付观众的需求。过去电影大约是两个小时(片长)的规格,三幕戏,怎么样去收尾等一套东西,大家看的习惯了,甚至我觉得也相当僵化了。我觉得可以有门路,不管是长短,还是表达形式,各方面都可以比较自由一点。

    艺术家需要不断发现自己的“惑”

  孔老夫子讲四十不惑,我想他讲的是做人处世的道理。我作为一个艺术家,“惑”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惑的时候,电影就很乏味,就是在说教,不会很真诚。我比较相信老子讲的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。做艺术的人,做电影的人,很重要的就是要真实表现自己,表现你搞不定的东西、困惑你的东西,你去面对它,这样你才能够面对,你自己都不能面对的时候,你怎么会让别人面对?因为观众的眼睛很雪亮,他们看得出来。艺术家需要不断发现自己的“惑”,然后表达呈现出来,真诚呈现出来,很精彩地用艺术表达出来,永远不要放掉心里那个“惑”。之于所谓的舒适圈,这没有标准答案,因为每个人的长处都不一样。以我个人经验来讲,我最安全的舒适圈就是冒险,如果我不冒险就会非常焦躁不安,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。但这只是我个人,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,不能一概而论。

  我有一个心情我很自豪,我没有改变,我一直在找我纯真的东西,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越拍经验越多,我搞不定的事情越来越少,题材的寻找越来越难,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不同。现在很大的不同是我的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壮,我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,会比较尖锐一点,有时候会有讽刺的东西想出来,这是比较大的改变。我过去年轻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这么去拍,现在年纪大了聪明了很多,我的记忆力、体力在衰退,本质的东西很难去抓了,因为人的本质就这么多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能力发挥不错的是永远往前,不然观众会嫌弃,这会让我非常的紧张。相反有种安全感,很奇怪。

  国内青年导演让我(感到)非常惊艳,一年几百部(国产新片)里面有一百三五十部都是(新人导演)第一次导演,而且连续几年都是这个样子。第一部电影就表现非常精彩,势头非常的好,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厉害。又年轻又精彩,(这样的)创作势力非常让人受鼓舞。

    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可能会来临

  谈到疫情对好莱坞乃至全球电影业的影响,我和大家一样困惑,局势非常困难。大家习惯在家里看电影,(之后)能不能再回影院是很难讲的,我觉得未来最高端的影院可能会有生意,特别好的银幕,特别好的放映状况,观众进入电影院后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,这样的(影院)还可以生存,一般的影院就比较困难。传统影院的优势在于它的仪式感和群体感,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诱因让观众心甘情愿进去(影院),我们要接受挑战,创作出新的东西,我是相信电影院的。

  在遭受打击的同时,(电影人)也必须要创新,大家必须要想新的办法去拍片。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,你们将来拍电影,和现在一个一个景这么拍可能会不太一样,可能要接近动画,可能又会更真实,我想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可能会来临,本来慢慢往那个方向在走,但是疫情把它推动得更快一点,这是我的猜测。但不管怎么样,作为一名导演跟演员怎么讲话,每一个镜头有什么功用,这都是专业(技能)。看到高层怎么讲话?跟工作人员怎么讲话?这些都是很基本的。还有电影的基本语法是什么样的?怎么分场?这些功夫你要会,起码要中上。如果你个人经验不足,就要找人来帮忙,我想两三部以后基本就走得通了。

  VR的可能性很多,就我所知比如说会议、游戏等,这些都比较好发挥,在电影上面目前还很难讲,当然VR可以作为一个背景,怎么样让观众进入一个VR的环境里面。我个人是拍戏剧电影的,所以我不希望观众在(VR设置的情景)里面……

  在拍片方面,VR在虚拟部分可以帮忙,就是在你的想像中。比如说我在做《少年派》的时候,我不可能去排练一只老虎和小孩在海上漂流,还有帆船、沉船这些东西,我不可能去看到以后再做戏剧联想,所以我必须依赖数学,就是虚拟一个状况出来。现在VR的技术给电影界带来很多这种方便,可以用动画,把一个虚拟的东西即刻做出来,不要等很长一段时间,我想这个方面是很好的一个工具,大家都越来越普遍地运用。

(责编:明侦探)